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

加州 发表于 2010-04-15 12:33:06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5日05:24  人民网-人民日报

  温家宝:再回兴义忆耀邦

  前些天,我到贵州黔西南察看旱情。走在这片土地上,望着这里的山山水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24年前随耀邦同志在这里考察调研的情形,尤其是他在兴义派我夜访农户的往事。每念及此,眼前便不断浮现出耀邦同志诚挚坦荡、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胸中那积蓄多年的怀念之情如潮水般起伏涌动,久久难以平复。

  1986年年初,耀邦同志决定利用春节前后半个月时间,率领由中央机关27个部门的30名干部组成的考察访问组,前往贵州、云南、广西的一些贫困地区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耀邦同志想以此举做表率,推动中央机关干部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当时,我刚调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不久,耀邦同志让我具体负责组织这次考察访问工作。2月4日上午,耀邦同志带领考察访问组全体成员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安顺。由于安顺大雾,飞机临时改降贵阳。当天下午,耀邦同志又换乘面包车奔波4个多小时赶到安顺。晚饭后,耀邦同志召开会议,把考察访问组人员分成三路,分头前往云南文山、广西河池和贵州毕节地区。

  第二天清晨,耀邦同志带着我和中央办公厅几位同事从安顺出发,乘坐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在黔、滇、桂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行。耀邦同志尽管已年过七旬,但每天都争分夺秒地工作。他边走边调研,甚至把吃饭的时间都用上,每天很晚休息。离开安顺后的几天里,耀邦同志先后听取贵州镇宁、关岭、晴隆、普安、盘县和云南富源、师宗、罗平县的汇报,沿途不断与各族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在罗平县长底乡与苗族、布依族、彝族、汉族群众跳起《民族大团结》舞。2月7日傍晚,耀邦同志风尘仆仆赶到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入住在州府低矮破旧的招待所。

  时已立春,兴义早晚的天气仍然阴冷潮湿。由于没有暖气,房间里冷冰冰的。我们临时找来3个小暖风机放在耀邦同志的房间,室温也只有摄氏12度左右。经过几天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耀邦同志显得有些疲惫。我劝他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他仍坚持当晚和黔西南州各族干部群众代表见面。

  晚饭前,耀邦同志把我叫去:“家宝,给你一个任务,等一会带上几个同志到城外的村子里走走,做些调查研究。记住,不要和地方打招呼。”

  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之前,我就听说耀邦同志下乡时,经常临时改变行程,与群众直接交流,了解基层真实情况。用他常说的话就是,“看看你们没有准备的地方”。所以,当耀邦同志给我布置这个任务时,我心里明白:他是想尽可能地多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天黑后,我带着中央办公厅的几位同志悄悄离开招待所向郊外走去。那时,兴义城区只有一条叫盘江路的大路。路旁的房子比较低矮,路灯昏暗,街道冷清。我们沿着盘江路向东走了10多分钟就到了郊外。这里到处是农田,四周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看见不远处,影影绰绰有几处灯光,我们便深一脚浅一脚摸了过去。到近处一看,果然是个小村子。进村后,我们访问了几户农家。黑灯瞎火的夜晚,纯朴的村民们见到几个外地人感到有些意外,但当知道我们来意后,很热情地招呼我们。

  晚上十点多,我们赶回招待所。我走进耀邦同志的房间,只见他坐在一把竹椅上正在等我。我向他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走访农户时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耀邦同志认真地听着,还不时问上几句。他对我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多年来,耀邦同志这几句语重心长的话经常在我耳旁回响。

  2月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耀邦同志一大早来到黔西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向各族教师拜年并和他们座谈。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赶到布依族山寨乌拉村看望农民,并到布依族农民黄维刚家做客。黄维刚按照布依族接待贵客的习俗,把一个炖熟的鸡头夹放在耀邦同志的碗里。就这样,耀邦同志和黄维刚全家有说有笑地吃了顿团圆年饭。

  随后,耀邦同志又乘汽车沿山路行驶一百多公里,赶到黔桂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工地,向春节期间坚持施工的建设者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当晚,耀邦同志在武警水电建设部队招待所一间简陋的平房中住下。不久,他开始发烧,体温升到38.7度。事实上,从午后开始,耀邦同志就感到身体不适。不过,他依旧情绪饱满地参加各项活动。

  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鞭炮在四周响个不停,但大家没有心思过年。我和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守候着他。2月9日,初一早晨,耀邦同志的体温达到39度。这里远离昆明、贵阳、南宁等大城市,附近又没有医院,大家都很着急。好在经过随行医生的治疗,耀邦同志到晚上开始退烧,大家的心才放了下来。

  2月10日上午,身体稍稍恢复的耀邦同志不顾大家的劝阻,坚持前往广西百色。经过320多公里的山路颠簸,耀邦同志于晚上6点多到了百色。在百色期间,耀邦同志带着我们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旧址,并与百色地区8个县的县委书记座谈。2月11日晚,我们赶到南宁。随后两天,耀邦同志在南宁进行短暂的休整。我根据耀邦同志的要求,又带着几个同志到南宁市郊区就农业生产、水牛养殖、农产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研。每次回到住地,他总是等着听我的汇报。14日和15日,耀邦同志经钦州前往北海市,先后考察了北海港和防城港的港口建设。2月16日,耀邦同志又折回南宁,与三路考察访问组人员会合。接着,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听取了考察访问组和云南、广西、贵州的汇报。

  2月19日下午,耀邦同志根据自己13天沿途调查的思考并结合有关汇报,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特别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进行调查研究,考察访问,密切上级与下级、领导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以形成一种好的风气,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实现正确的领导,减少领导工作的失误,提高干部的素质,促进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健康成长。

  1986年2月20日下午,耀邦同志率领考察访问组回到北京,结束了历时半个多月的西南贫困地区之行……

  时光飞逝。耀邦同志当年带领我们在西南考察时的情形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今年4月3日,当我再次来到兴义市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先低矮落后的小城已发展成为一个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兴义城区现在的面积比1986年拓展了4倍多,城区人口增长近3倍。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耀邦同志派我夜访的情景又在眼前,一股旧地重寻的念头十分强烈。当天晚饭后,我悄悄带了几个随行的同志离开驻地,想去寻找那个多年前夜访过的村庄。灯火辉煌的盘江路上,商铺林立,十分热闹。原先那个村庄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坚持要再夜访一个村庄,仍然只带随行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郊外。在远处几片灯光引领下,我们走进永兴村,敲开农户雷朝志的家门,和他及他的邻居们聊了起来……

  耀邦同志离开我们21年了。如今,可以告慰耀邦同志的是,他一直牵挂的我国西南贫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竭尽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国家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行。

  1985年10月,我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近两年。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当年他的谆谆教诲我铭记在心,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风格对我后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带来很大的影响。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后,我经常到他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发病抢救时,我一直守护在他身边。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看望,总是深情地望着他家客厅悬挂的耀邦同志画像。他远望的目光,坚毅的神情总是给我力量,给我激励,使我更加勤奋工作,为人民服务。

  再回兴义,抚今追昔,追忆耀邦。我写下这篇文章,以寄托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近况

加州 发表于 2009-08-09 10:05:07

这一段基本全身心的按计划看书学习,然后处理好工作的事情。所以我也就没什么闲心思看些什么,写些什么了,跟学习的阶段有关系吧——没到出成果的时候,哪怕是小成果。

转贴一则算是笑话的东西吧:

司法部部长吴爱英6日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教育管理,切实做好律师代理敏感案
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指导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忠诚履行律
师职责使命。


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吴爱英要求,要积极组织引导律师、公证员
等法律服务人员,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据介绍,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
案件27万多件,同比增长22.6%。

吴爱英表示,我国律师队伍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确保律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健全律师执业准
入、执业状况评价和执业奖惩机制,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律师工
作体制机制。

她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在坚持不懈地抓好律师行业党组织建设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律师行业党建工作水平,努力实现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全覆盖。

截至目前,全国1.4万多家律师事务所中,单独建立党支部3895个,8075家律师事务所联
合建立党支部2692个,对2741个无党员的律师事务所,全部派驻了指导员或联络员,提
前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对律师行业的全覆盖。

黄昏中的大师们ZZ 陈庆之

加州 发表于 2009-07-13 15:18:07

佛家尝说,余之所处,末法时代也。所谓末法时代,是指信仰佛教的人已渐渐稀少,修行的人更少,修行而证圣道的人则已没有了,到最后佛法也就被世间的邪说和物欲所淹没,纵然尚有佛经存在,也没有人去信受奉行。中国之文化,究其本质,即是儒释道的文化,佛家是如此了,儒家和道家又能好到哪去呢?这是一种文化没落的现象,儒释道的文化在今之中国依旧是传播着,然而传播的只是文化的表象,其实质的精神大约离我们渐行渐远罢。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不乏知者,但乏智者,那些修行而证圣道(儒释道三家之道皆可)可谓之智者,亦谓之大师。在中国文化(或称其为国学)中,儒释道三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若诚如佛家所说的末法时代,那末,儒道两家也到了没落时代罢,在这个没落的时代里,大师也走到了没落,这是他们的黄昏。

如果我说,国学死了,大约很多人要敲我的脑壳,这即便是真的,他们也不愿意承认,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有些许的遗老遗少,更何况一个“根本文化”的覆灭。如果我说,国学大师都死了,至少在前日,他们是会认同的。2009年的711日,两位头戴“大师”桂冠的人,任继愈、季羡林都走了,试问,我们还能造出“正真”的“大师”来么?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了。我想起了86年前,胡适在《国学期刊》创刊时说过的话,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以此为起,在那个时代新起的学者成为大师的,已是“凤毛麟角”。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当年的“凤毛麟角”都一个个过逝的年代,我们要再祈盼一批新起的学者成为大师,简直是痴人说梦。大约缺失信仰、浮躁的社会中,论术作假、抄袭的学术界,再也不能孕育出一个大师来。

尝说过,外国的文化讲试验,中国的文化讲实践;外国的文化讲客体存在,中国的文化讲主体介入。实践和主体介入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两个关键要素。我们尝说,儒家的代表思想是“仁”,道家的代表思想是“道”,佛家的代表思想是“觉”;儒家的哲学基原是“气”,道家的哲学基原是“无”,佛家的哲学基原是“空”;儒家的行为方式是“进取”,道家的行为方式是“无为”,佛家的行为方式是“觉悟”;儒家的内心世界讲“有情”,道家的内心世界讲“忘情”,佛家的内心世界讲“悲情”;儒家的理想目标是“圣人君子”,道家的理想目标是“神仙真人”,佛家的理想目标是“菩萨罗汉”。说归说,又有哪个人在研究儒释道文化时,是“实践”的,“主体介入”的。儒释道文化都谈到一个“修”字,如儒家讲“修身齐家”、道家讲“修身养性”、佛家讲“修心成佛”。离开了“修”,谈论儒释道文化,即便是天花乱坠,也是“于事无补”的。中国的文化讲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谓大师也不是知识集大成者,而是智慧集大成者。而这种智慧只能在儒释道的文化中实践、主体介入才能获取。以此为蓝本,如一个研究儒家文化的,或者说对儒家文化有兴趣的,那末,不论其儒家文化的知识水准,他首先应该是一个进取的、有道德的社会人。而一个儒家文化的大师,他就应该是一个中庸至德、以和为贵、仁者爱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这些才是考量大师的最重要标准,而不是单论学术,更不是论什么“山头派系”的成就。或许,以上的论述我有些“形而上学”,甚至有“思想洁癖”之嫌疑。然而,若不如此,一个学术作假的人、一个道德品质败坏的人、一个生活作风混乱的人,也能因为社会的吹捧,新闻媒体的炒作而位列大师之中,这是在“玷污”大师之名的。

有一种很可怕的现象,今世之人,往往以今世人之“卑鄙”去揣摩历代的“大师”,如认为孔子是个“贩私货”到处碰壁的投机者,董仲舒是个献媚于暴君以谋进取的小人,而朱熹是个引诱尼姑、霸占友人财产的伪君子,似乎把这些史上的道德君子一一诋毁之,践踏之,就能为自己的“卑鄙”正名。似乎在他们的眼中,历史上就从未存在过有信仰、道德高尚的人,这是怎样的狗屁逻辑呢。今人的信仰缺乏、道德败坏正是因为儒释道文化的没落,儒释道精神的缺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痛楚”。精神世界的彻底毁坏,自然会引导物质世界的崩溃,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还期盼再产生大师,又怎么可能呢?我们惟一能做的,便是为逝去大师们唱一首黄昏中的挽歌罢。

   长亭外,古道边

   荒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黄昏中的大师们,不就站在长亭外,古道边,正离我们而去么?满眼无际的荒草,一片凄凉的景色。纵然有晚风拂柳,依稀传来笛声,但那夕阳之下,山之外,外之山,已是没有能谓之“大师”的人在了。

悲鸣之中,有人假作悲鸣,有人在依旧欢笑,丝毫不觉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正降袭在中国人的头上。我不敢特立独行,谨记录以上的文字,或是悲歌矣。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927153.html

泡沫破掉也还是有好处的!

加州 发表于 2009-07-05 19:13:01

进入6月份,大概找到了一些感觉,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培训打乱了节奏。然后就是忙碌的工作,别管是不是自己的,都拼了命的去完成。
就在昨天,体力进入极限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找了一阵物业电话,没有结果。立即拨通96961,“来个车,快!”瞬即通知工人,“赶紧打扫,撤!”
下午2点,跟老哥商量好,直奔南方,虽然看了一部烂片,不过辣白菜还是牛逼的。
就这么着,一直在说这是“天意”——怎么也让我在生日这天稍稍休息了一下。虽然MK韩晚上10点打来了电话,好在没什么事。

满遗憾的事就是等了一天,也没见到“短信”,倒是半夜睡觉,被一条骗子短信吵醒,白兴奋了半天。再醒来,已经26岁第2天了。

大概一些期望破灭掉,另一些期望就能明白清楚起来,毕竟要面对的选择少了很多。生活的安排也可以游刃有余起来,终归能轻松回到6月初的样子。看着一个个同伙们,奔向美利坚,我越发想去加州晒太阳了。BERKELEY的日月一定又大又圆。

昨天中午在做分配保存的时候,突然很想再读《挪威的森林》,想重温那种恬淡的生活叙述,也幻想着20年后,当自己在飞机上听到如今某段熟悉的音乐,会想到什么,想到谁——直子还是绿子?南开还是复旦?这的日月还是加州的日月呢?

一个生日虽然只是时间上的一个普通点,但确实有些新境界的心理幻想在里面。我结束掉了一些,也开始了一些,时间还在照常走。明天醒来依然要处理上周没结束的工作,依然要不停加班,依然不停的做着老大一般只瞄一眼的表格。

虽然都没变,只是那颗梦想的心也没变。

尽情去爱吧

加州 发表于 2009-06-29 17:42:12

Happiness is a journey, not a destination. So, 
幸福是一个旅程,不是终点站。所以,
  
Work like you don‘t need money, 
投入地工作吧,就像你根本不需要钱;
  
Love like you‘ve never been hurt, 
尽情去爱吧,就像你从未被伤害过;
  
And dance like no one‘s watching.
纵情地起舞吧,就像根本无人观望。

 

                                                                          ——Alfred D’Souza神父

毕业3年

加州 发表于 2009-06-21 08:47:48

3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刚刚完成了毕业纪念的片子。然后送给每个同学的晚上,喝的不醒人事,被抬回宿舍。
3年到现在再看到“聚散天涯,依依南开”的时候,我依然没能清晰的梳理出那4年的生活。也许当初片子起名叫“记忆碎片”暗示着未来什么吧。
3年来和同学们时常会回忆当初的片段生活,有失望,有欢乐,有不愿回首。至少毕业3年来的生活,让我们重新找到了一份迷茫后的清醒。

4年的南开生活,是我最美好的一段生活;4年的南开生活,也是我最大的一段失误生活。只是都过去了,明白了就好了。现在的我,只记得南开4年的美好。
翻出3年的片子,反复看当时的映像。我怀念大中路、新开湖、主楼428、敬业广场、范孙楼、西区3号,我更怀念2食、新图、新三角、川南香,我还记得BBS,12CLUB,那是一段充满青春气息的生活。

我无法忘记那一段段精彩的学术讨论,坚持着各自的信念却宽容的理解任何思想。
我无法忘记南开赋予的沉稳踏实的学风,磨得十年功,可把牢底坐穿。
我深刻烙印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大众之需,为学目标。

我爱南开,在这个毕业的季。

最近读的书

加州 发表于 2009-06-15 21:56:15

常乃悳 《中国思想小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本薄册子,早上公车或等开门的时候用来消遣。很早以前看过一次,最近再看感觉对中国思想发展的脉络的梳理帮助甚大。且不是一部学说史而是一部学术史著作,不专注于人而专注于当时之思想,反增强了对具体人之学说的认识。

 哈贝马斯 著 译者: 刘北城 曹卫东合法化危机》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最近专注于复习国家问题,便草草翻看起这本书。
也许是受美国政治科学的影响过深,一直很是抵制“国家”这个概念的,这明显是一个哲学问题,而偏要扯到科学上来,有点生拉硬拽的感觉。若不是马克思大爷是黑格尔的后来人,我想国家这个问题根本是不会这样被强制讨论的。
抛开一切偏见,只对本书,对福利资本主义的分析确实深刻的,虽然一开始理解起来很困难,还好不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
其实一切的危机根源在于国家对平等正义的关注与市场自身作用的矛盾如何合理协调的问题。

曾忆城 《我们终究没有牵手旅行》  中国林业出版社

本来是帮别人买的,结果一直没时间碰头,就留在自己手里。
一本个人摄影集,串联出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表达可能太个人化了,没看懂什么意思。
其实对于用影像表达这种方式,太过个人化的方式除了孤芳自赏,可能受众理解的比较少吧。这种经验在法国新浪潮时代已经被大师们证明过了。这也是蔡明亮的电影越来越自恋,观众都跑掉的原因吧。

为了忘却的记念

加州 发表于 2009-06-04 12:38:05

如题
谨记

樱木花道

加州 发表于 2009-05-29 14:11:01

今日被一白痴剪成樱木花道的头型了,薄薄一层头发。

本来头和脸就大且圆,这下更无敌了。

也不知道丫有没有审美。

现在穿上哆啦A梦的tee,觉得也还成,看看就习惯了。

反正最近跟樱木那天才的经历没什么不同。

我为什么又成了人民公敌ZZ -郭光东

加州 发表于 2009-05-22 12:17:46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1b4c30100dgaj.html?tj=1

郭光东

就因为写了一篇《还请各方就事论事看待杭州飙车案》的评论,吁请大家稍微冷静一下,我就立马成了“人民公敌”(网友语)。网上对我骂声一片,单是腾讯网转载我文章的跟帖里,就有近6千条骂贴,我的博客跟帖,也是污言秽语充斥,什么脏话都有。

很多朋友对此不忿,也很同情我,倒是好友杨耕身感觉出我对这样的遭遇可能已经习惯了。的确,这不是头一遭了,我大概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对博客里骂人的跟帖,我一条都没删。

当年,众人强烈愤慨沈阳“黑老大”刘涌竟然可以不死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激情公审才是法治的最大危险——对“质疑刘涌改判死缓风潮”的反质疑》,那次是我第一次成为人民公敌,一时还很不自在。第二次是我呼吁为“杀人狂魔”邱兴华争取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权利,接连写了近十篇评论,自然,我再次被“人民”痛骂,而且至今好象还骂声不断。第三次的阵势则相对小多了,是我为“大贪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说话,觉得在法庭查明他的犯罪事实前不宜先行定罪或将其污名化,那次骂声还是相对客气的。
 
网友的谩骂其实也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为黑老大刘涌说话,他们就说要是刘涌派杀手干掉我或者我全家,我就不乱说话了;为邱兴华说话,他们就巴不得我全家都被邱砍死;这次为飙车的富家子弟发点儿声,他们就预祝我被胡斌的跑车撞起5米高。尽管网友每次推介的死法千奇百怪,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咬定我拿了人家的钱。这点我倒是真亏,从不见这帮黑老大、杀人狂、大贪官、富二代给我送卢布,看来每一票我都白干了。

但是,时间维度放长点儿看,也不白干。至少每次都能给汹涌澎湃的民意浪潮泼一点凉水,哪怕只是杯水车薪,而且事后再看,我当时的那点提醒都还有点价值。刘涌被顺从“民意”的最高法院改判死刑之后,司法界已在多次检讨,甚至有人认为刘涌之死是中国司法史上的耻辱。邱兴华案则干脆在事件后期发生民意逆转,由几乎一边倒地主张“杀无赦”变为80%的网民意见支持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邱没被鉴定却被快速处决后,更是招来民众一片质疑、声讨。
 
不过,我为什么在发言当时都被视作人民公敌呢?很简单,当群众运动一旦如火如荼,任谁反对也只能是螳臂挡车,何况我每次都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孤零零地找抽。群众运动之浩瀚气象势如破竹,胆敢与民意为敌,民众自然是勃然大怒,见谁灭谁。互联网出现之后,一个偶然事件就足以让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立刻闻风而动,聚集一起,获得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这些群体心理特征无外乎冲动、急躁、走极端、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怀疑精神、夸大感情,等等。法国人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甚至认为群体的这些特点,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女士莫怪,勒庞原文如此)
 
当然,话说回来,群众运动也并非一无是处,当它的矛头指向一个万恶的制度而非一个具体的富家子弟恶霸贪官之时,就能焕发出完全正面的作用。比如孙志刚事件激起的民意怒潮,就适时地把矛头对准了收容遣送制度。庆幸的是,除了写评论之外,当时我还参与了整个事件进程的报道、策划,废除恶制度也算与有荣焉。
 
除了反对声在群众运动面前显得极度渺小的原因之外,我屡屡被骂,还因每次都是为“坏人”说话。但我一向以为,一个社会如果连“坏人”的人权都能保护,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真正保障人权的法治社会。无疑,能否保障“坏人”人权,是一个社会人权保障的试金石。

还有,在我被骂的经验里,我越来越体会到,尽管法治与自由、民主可以算作同一档次的价值理念,都被人民振臂高呼,但是与自由、民主相比,法治有时却会让民众不爽,甚至与民意相左。或许,自由、民主是可以被人民无条件拥护的(当然,成龙这样的人除外,他喜欢人民被管理),而法治因为信奉公平,一碗水端平,在限制有钱有势之人的同时,也会约束平头百姓。所以,当我不顺从民愤、单单为法治张目时,法治这把双刃剑就难免伤到自个儿。
 
另外,一句常用来批判我的话是,我脱离贪腐横行的具体社会语境来谈论法治,如同痴人说梦。这点的确让我很尴尬,也是一个小老百姓无能为力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学法之人,遇事说点行内的话总不为过吧。假如各行做好各行的事,各人做好各人的事,这个社会不就清静了吗?大家不是常说“从我做起”吗,其实,中国法治不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呆子”太少,认死理的太少,都太会圆熟处事、难得糊涂了。

在学法身份之外,我还兼有媒体身份。每次动笔写这种遭骂的文章之前,我不是不知道“风险”,也常有人劝我犯不着跟群众作对,监督好政府、看紧公权力就很不容易了。是啊,监督政府的风险已足够大,好在背后还有民意支撑,如今再与人民为敌,那可真就是腹背受敌,双线作战,两头不讨好了。无奈,我生就一个认死理的性格,只能对事不对人了。只要与我信奉的价值、理念相左,能说话的还是要说话,哪怕四处树敌。我觉得,政府的妄为,民粹的肆意,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危险,二者都应该成为被批评、被提醒的对象,民意并无特权。套用一句话:“我写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用心良苦,理解万岁。